李秀明和王洪文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关系，而且关于他们两人的消息大多为传言，并没有真凭实据，目前只知道李秀明1975——1976年出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西沙儿女》。当该片在海南岛拍摄一大半时，正逢粉碎“四人帮”，摄制组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告知该片必须经过重新审查，方能继续拍片，因为是“四人帮”在位时期批准的。摄制组只得奉命解散，随着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深入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西沙儿女》再也没有能重组人马，故这部进展中途的影片，从此便销声匿迹了。
后来，李秀明与她的丈夫下海做起薯片生意来，而至于她的丈夫到底是谁也不得而知，作为明星，她的私生活保密程度做的还是不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李秀明也是一样，这也是情理之中的。至于她和王洪文之间的关系，这种传言也就只是传言罢了，并没有事实依据的，所以还是不要相信。
春苗的原型是“赤脚医生”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他们半医半农，经常昼夜出诊，为农民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1965年初，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知识分子代表黄珏祥大夫和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王桂珍，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搞医疗服务的先进事迹。同年6月26日，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批示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六·二六”指示。
1970年初，上海市委对各个文艺团体发出号召，要求按照“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大抓文艺创作。不久，正在干校农场“修地球”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曹蕾，提出了将以黄珏祥和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的构想。选题上报市委后，当时的市委第一把手张春桥积极予以支持，并表示：“我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和你们一起搞。”
上影厂革委会迅速从干校里抽调了赵志强、杨时文两位青年编剧，和曹蕾一道于1970年7月1日组成了《赤脚医生》创作组，下到江镇深入生活。下生活一年多，东南数省跑下来，亲眼目睹边远农村老百姓缺医少药的真实情况，几位年轻人对于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诚心实意地信服了！回到上海，他们先搞舞台剧，塑造了一个先进的赤脚医生李红华的形象。
剧中的朝阳人民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是个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他受到暗藏的阶级敌人、本院大夫钱济仁的蒙蔽，反对李红华行医。李红华在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农村工作的方明医生的支持下，斗倒了巫婆贾月仙，揭露了钱济仁的本来面目，批评了杜文杰。这时，恰逢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杜文杰深受触动，改正了对于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错误认识，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1972年中，舞台剧本几经修改定稿，先进行话剧演出，由曹蕾主演。当时，文化生活极端枯燥，话剧《赤脚医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效应。
徐景贤派出了自己和王洪文的秘书进入创作组
1972年国庆节过后，厂里为了充实力量，将鲁韧(曾执导影片《李双双》)、颜碧丽、梁廷铎三人组成导演班子，鲁韧挂帅，进入创作组和编剧们一起改写电影文学剧本。1973年10月，电影文学剧本《赤脚医生》第六稿定稿。这一稿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最后一章(第四章)写了文化大革命，把杜文杰的转变、钱济仁的揪出、李红华终于当家做主等等情节，放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写。
然而，“文革”政坛，瞬息万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甚至当选为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标志着王、张、江、姚在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赤脚医生虽然诞生于五十年代，但它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登上顶峰，已成为代表“文革”标志的“新生事物”之一，就更容易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对于《赤脚医生》改编电影关注已久的上海市委，终于直接插手到剧本的改编中。他们采取的“开门改本”方式，1973年11月2日下午2点45分至7点，市委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了100多人的大型座谈会，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徐景贤主持了大会，与会人员大多是来自上海地区的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创作人员。座谈会上，工农兵们对于剧本主题和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家的意见剧本稍加修改即可开拍。不料，轮到徐景贤做总结陈词时，竟提出了自称为“毁灭性意见”。他说：“为什么不能把前面的矛盾冲突集中到文化大革命前后几年里头充分地展开？非有文化大革命不可！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就完了，就夭折了，就被走资派、阶级敌人压垮了。要动大手术，开大刀！”
徐景贤的讲话，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剧本的主题，这对创作组是个沉重的打击。创作组别无选择，只能按照市委的意见“重新结构”。
李红华本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突然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已经够难的了，更叫创作组头痛的是：要把原来只是犯一般认识错误的杜文杰写成走资派！可是，现实生活中哪一个月薪才36元的公社卫生院院长是作为走资派定性呢？
就在此时，徐景贤派出了他的秘书张家龙，王洪文的秘书肖牧以及市委写作班的一些人来“加强力量”，到创作组给予具体的写作“指导”。他们有句名言，深深触动了创作人员的心：“你们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但就觉得少了一个灵魂，就像一碗很好的鸡汤没有放盐。现在需要放盐，盐是什么？就是路线斗争！”
拍摄眼看完成，春苗的原型在“四届人大”上成了卫生部长，形势又变了……
到了1974年中，剧本又改写了两稿，算起来应是第八稿了。这一稿，从剧名到内容都有较大的改动。女主角改名田春苗，剧本的名字就随主人公叫了《春苗》。篇幅上，“文革”前的戏占两章，表现“文革”的戏在第三章，改动最大，重写了。在修改后的剧本中，杜文杰执行的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春苗同他的斗争一下子尖锐起来。尽管如此，结尾杜文杰在落实了干部政策后，能够认识错误，帮助春苗搞好合作医疗，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说到底，他还是一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1974年7月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等市委领导审查《春苗》第八稿，剧本获得通过。这一天，已是创作组成立四周年。
1974年8月8日，摄制组又完成了《春苗》分镜头初稿，并获得通过。9月中旬，大队人马拉到浙江绍兴拍外景。此时，徐景贤直接插手摄制组的演职人员的安排：刚刚拍完样板戏《海港》(京剧)的谢晋，取代了年逾花甲的鲁韧，坐到了主帅的位置；春苗的扮演者曹蕾也因“年龄偏大”，换成了天津人艺十七八岁的小学员李秀明；春苗的女伴莲莲选定由华山学校的中学生张瑜扮演；原先舞台剧的主要角色，仅余方明还是由达式常扮演……
1975年1月初，《春苗》大部分完成，只剩下一些表现春天的外景镜头，要迟些时候到广州去拍，那里的春天来得比江南早些。就在这个月里，“四届人大”也“胜利召开”了，春苗的原型王秀珍升任卫生部部长，纳入了“四人帮”政治集团。
在开完十届二中全会得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徐景贤由北京回上海，不顾生病住院，于1月13日(四届人大开幕之日)、14日连续两天晚上看片子。会后，他与《春苗》创作组、摄制组座谈，主要就杜文杰的处理又抛出一大套新想法：“杜文杰就是一个走资派的典型，我们目的不是塑造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徐景贤的长篇大论，再一次否定了影片“文革”部分。在巨大的压力下，厂里组织了专门为剧本修改、由创作组和摄制组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攻关组”，加班加点改写剧本。他们手头很快，仅用一周，就写完了新的一稿。上交后，徐景贤仍不满意，便于1975年1月23日，再次召见摄制组主创人员，予以了严厉的批评：“我看了修改本，这样表现文化大革命会引起很多议论，很繁琐。你们思想上怕交锋。要使人感到权的重要。杜文杰使用资产阶级专政，用权压人，我们就是要取而代之。”
创作组被抛在一边，他们看了新本子，只好“服了”。
徐景贤又提出36条修改意见
剧本三番五次通不过，赵志强、杨时文几个人，早已没了创作的激情和乐趣，士气低落。市委同样不对他们抱以期望，干脆越俎代庖。1975年3月12日晚9时30分至11时，徐景贤紧急召见了摄制组人员，再次甩出了一个“爆炸性方案”。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剧本，一边翻着一边说：“你们成立了攻关组，我们也找了几位热心无产阶级电影故事片的同志来攻关。今天提供一个给你们讨论的本子，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改动……”
攻关组看了本子，心里只有两个字：“服了！”到底市委领导“路线觉悟高”。在修改本中有一些重大改动，点睛之处共有三个地方：
一、把原先春苗和方明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回忆父亲之死以教育方明的一段戏，放在春苗尝药的关键时刻，有意将春苗爹在解放前临死喝不上一口药，与随后杜文杰打翻水昌伯的药碗做对比。这样改有利于突出春苗的政治素质，又把走资派和国民党画上连接号，一箭双雕。
二、在“夺权”一场戏中，增强了火药味，通过方明问大家：“杜文杰这种人，要不要他当院长？”群起高呼：“不让！”水昌伯继而大喊：“叫他靠边站！”
三、删掉了杜文杰改正错误的情节，这下子杜文杰顿时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了！
有了市委的“圣经”，摄制组重打锣鼓另开张，照本宣科，重拍文化大革命一节，仅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重拍任务。1975年4月2日晚9时30分至凌晨1点30分，徐景贤召集上海电影局、上影厂领导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座谈。对于样片，徐景贤看得很细，共提出36条修改意见。1975年5月初，《春苗》对白双片终于杀青，送审北京。
《春苗》进京送审，一路绿灯，回沪后，做完混录印完拷贝，摄制组即行解散。可是，创作人员从“五·二三”等到“六·二六”、“八一”，一直没有等来影片上映，原因就在于“四人帮”这段日子不好过。
5月3日，“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批评，纷纷做了检讨；7月，电影界批评“四人帮”压制影片《创业》、《海霞》之声，日益高涨。在巨大的政治环境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就《春苗》中一些“太过火”的情节，做一次修改。
1975年9月，“评《水浒》”运动呼啸而来，报刊媒体连篇累牍登载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标志着“四人帮”对“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展开大反击。时机已到，《春苗》终于在国庆节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
电影《艳阳天》，是一部文革期间上映的电影，在当时文化饥渴的年代，无疑是部有影响的电影。
但很多人不知道，《艳阳天》实际上曾经拍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72年5月开机拍摄，当月11月送审，影片主角萧长春是由长影演员庞学勤主演，焦淑红由李瑛饰演。
第一版中庞学勤、李瑛在《艳阳天》中
第二个版本是1973年拍摄的，影片主角萧长春是由长影演员张连文主演，焦淑红由张明子饰演。
两个版本的《艳阳天》，对于参演演员来说，却是冰火两重天的结果。张连文和张明子，随着电影的放映，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而庞学勤，作为一个老明星，失去了一次翻身的机会。而李瑛，则自电影《春城龙凤》、《欲穷千里目》、《田野之鹰》三部拍了一半停拍电影中失去主角后，又一次任主角但电影又夭折。第二版时，她又和主角擦肩而过，失去了成名的机会。
《艳阳天》这部电影，早在1966年就曾立项，并专门成立了电影摄制组。导演为刘国权、尹一青，演员当时确定下来的有庞学勤扮演萧长春、李瑛扮演焦淑红，另外还有浦克、马精武、陈学洁等。
摄制组到北京郊区体验生活，并准备开拍，1966年3月8号，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地震，《艳阳天》摄制组所在的外景地也受到波及。不久组里接到长影厂通知，让大家迅速回厂。随后又赶上文革，拍摄被迫搁浅。
六年之后的1972年，长影决定恢复《艳阳天》的拍摄，确定导演为林农，摄影师为王启民，演员有庞学勤，郭振清，李瑛，黄玲，叶琳琅，达奇，陈学洁，白英宽，陆小雅等人。
第一版《艳阳天》于1972年5月开机，当年11月完成双片，拍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很遗憾，送审时没有通过。
影片被枪毙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双片送审送到电影局，江青看了，说这个影片反面人物气场太大，违反了“三突出”原则，负面人物气馅太过嚣张。另一种说法是吉林省“革委会”主管文艺创作的副主任、省军区政委药天禄审查了影片，认为男主角年龄偏大，要求重拍。还有一种说法是剧本问题和演员问题，电影照搬小说，没有按电影的语言进行再创作，导致人物性格不突出，影片主题不突出，结构松散。演员年龄偏大而且气质缺少农民所具有的土气，不符合角色年龄和气质。
第一版《艳阳天》，左陈学洁，庞学勤，李瑛
主演庞学勤时年已四十三岁，而且庞学勤属于儒雅英俊型的，缺少农民的阳刚、粗犷。而萧长春性格刚毅，浑身热情如火，浓眉大眼，典型的工农兵形象。李瑛饰演焦淑红时，已经36岁，已经接近中年人了，再饰演二十多岁风风火火的年轻姑娘，显然有些吃力。饰演《达吉和她的父亲》而出名的陈学洁，当年29岁，饰快人快语的团宣传委员马翠青，从年龄上看，也有些偏大了。
初审被枪毙，江青不同意等说法，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影片刚拍出来，应该是在初审阶段，还没有到送到北京审查的阶段。我个人认为，剧本不成熟和演员年龄偏大气质不像农民，可能是主要原因。
剧本可以改，主演年龄过大可以另选。但选择个适合的主角，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剧组全国各地四处找演员，导演组对前来试镜的演员进行面试，但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当时山西省晋中文工团，正在演出《艳阳天》话剧，有人向导演推荐了饰演萧长春的张连文。浓眉大眼的张连文，威猛阳刚，非常适合这个角色。拍出的样片让导演十分满意，立即定下了他为主演萧长春。接着又从北京找来了上戏毕业分到青艺的张明子，由她扮演女主角焦淑红。
对于张连文饰演主角萧长春，大家都比较认可。但对张明子饰演焦淑红，很多人都有疑问。张明子，66届上戏毕业，出生约在1948年左右，当时约为25岁，从年龄上看，张明子比较符合焦淑红这一年轻姑娘的角色要求。但从气质上看，张明子比较洋气，缺乏《艳阳天》焦淑红风风火火铁姑娘的飒爽劲，显得柔弱了一些。
但好的演员，是能够具有相当强的塑造能力的，张明子就属于这种演员。虽然张明子在形象气质上与焦淑红的差距很大，但她能很快地转换角色，通过深入生活，研读剧本，在短时间内，把自己和角色拉近。在影片中，那个娇柔洋气的城市女孩不见了，一个野性未脱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呈现在我们面前。
《艳阳天》成就了张连文，演完《艳阳天》又主演《创业》、《沸腾的群山》三部有影响的电影。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主演了《巨澜》、《婚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北京）》、《海囚》等影片，一直到1997年，他52岁时仍在拍片。他是七十年代最知名的红星，风头盖过了重新获得拍片机会的老明星于洋、王心刚、郭振清、张勇手等。
从《艳阳天》开始，张连文在文革后期，自1973年至1976年，一连拍了五部电影。平均一年一部多，在当年大多数演员无戏可演的情况下，他绝对是高产演员。除《艳阳天》、《创业》、《沸腾的群山》三部正式上映的，还有两部因故没有正式上映。
1975年和李秀明、朱时茂、李苒苒共同出演的《西沙儿女》，他饰李秀明的父亲，李苒苒的丈夫。这部电影产，因粉碎四人帮后，浩然被批判而电影没有公映。1976年张连文饰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造反派电影《盛大的节日》，在谢晋导演下，和焦晃（饰演张春桥原型人物）、祝希娟（饰演王秀珍原型人物）共同出演。这部电影，被定性为阴谋电影而遭到批判。张连文有幸和于洋，成为南北两部阴谋电影的主角。但张连文演《盛大的节日》，确实非出于本意。他不愿意演造反派这类电影，但当时上海市委徐景贤亲自找他谈话，要求他当做政治任务来演，他只能无奈地接受。可以说，对张连文来说，这是一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演艺体验。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他和刘晓庆、张玉玉、徐敏共同主演了电影《婚礼》，1981年，张连文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同年又参加了《许茂和他的女儿》的拍摄，在八十年代的影坛上，他依然星光闪烁。
《艳阳天》也让张明子一剧成名，但星光好像昙花一现，虽然她后来也拍过几个电影，但观众却没有什么印象，人们也慢慢地淡忘了她。《艳阳天》中的焦淑红，几乎就是她演艺生涯中最耀眼的一抹光亮。
《艳阳天》之后，张明子没有担任过什么主角，只演过一些小配角，是没有合适的角色，还是因为她在《艳阳天》拍摄期间，曾被卷进一起桃色事件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对张明子在拍摄《艳阳天》期间卷进的桃色纠纷，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王霆钧，在所著的《永远的电影》里有记载。
《艳阳天》人物众多，拍成电影，很多角色，都是由长影一些专业演员饰演的。
那时候专业演员“出群演”是家常便饭，没有人摆谱耍大腕，包括那些著名的演员也都时常“出群演”，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工作态度问题。如老演员李亚林、陈学洁、王春英、王延盛、李瑛、黄玲等，都在之前拍过一些电影，或任主演或任配角。
年轻演员迟志强、汪宝生，当时都是演员训练班的新学员，此次以实习生的身份，参加了《艳阳天》的拍摄工作。他们和那些知名演员一样，此次在《艳阳天》中，都是饰演偶而露几个镜头的群众角色，所以只能用村民这一具有共性的角色称谓代替了。这有点像话剧中的小角色，如群众甲、群众乙等。
其中村民一角的扮演者王春英，1932年生于黑龙江省，1948年6月，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三期训练班。
1949年毕业后留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科当演员，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的摄制，东北电影制片厂从黑龙江迁往吉林，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后，王春英继续当演员。曾在《船厂追踪》、《三年早知道》、《英雄司机》、《复试》、《康庄大道》、《寻爱记》、《马兰花开》、《特快列车》、《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前哨》、《徐秋影案件》、《悬崖》、《党的女儿》、《国庆十点钟》、《达吉和她的父亲》、《艳阳天》等数十部影片中饰演配角。其中《三年早知道》中的青年农民虎子，《康庄大道》中的青年突击队长小炮，《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边防军侦察员卡拉，《党的女儿》中的红军游击队交通员小程，《五朵金花》中的炼钢技师小杨，是他塑造的众多人物中较为成功的作品。
1990年代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日渐衰落，王春英到北京开了家民族传统工艺公司，靠经营工艺品谋生。2005年2月17日逝世，享年73岁。王春英算是长影厂的老影员了，他在这个剧组中担任演员组组长。
《永远的电影》书中写道：“王春英以帮助演员为名经常接触张明子，在大解放的驾驶室里，两人出事了。剧组批了王春英，刘彤彦说人家是青杏子，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你这是怎么回事？林农主张把王春英送回去，王延盛保了他一下，没送，把张明子送回去后换了陈学洁。那时拍戏不大考虑成本，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
刘彤彦剧中焦克礼扮演者，1959年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任演员，先后出演《万木春》、《十级浪》、《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两个边防兵》、《钢铁巨人》、《艳阳天》、《黄河少年》、《密令截击》等影片，并在《艳阳天》剧组担任演员组副组长。1972年起开始带学员，学员有迟志强、姜黎黎等人。
王延盛1945年参加八路军，以饰演高级领导干部而闻名的演员，曾任长影演员剧团团长，参演过《冰上姐妹》中的市长、《朝霞》中的市委书记、《青云曲》中的师长、《七天七夜》中的旅长、《英雄儿女》中的朝鲜人民军联队长、《特快列车》中的政委、《风云岛》中的司令员、《希望这不是真的》中的副市长等。
“燕山高又高，金泉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贫下中农的主心骨，赶斗风浪的好带头，和咱心贴心，汗水往一块流，汗水往一块流……”对于许多老同志来说，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是老电影《艳阳天》插曲《书记带咱向前走》，由王倬作词，张棣昌作曲，边桂荣演唱。
《艳阳天》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林农执导，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主演，讲述了冀东平原的东山坞农业合作社在遭受自然灾害后，广大贫下中农在党员、民兵排长萧长春带领下，通过生产自救战胜灾荒，识破、揭露阶级敌人种种阴谋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张连文饰演的民兵排长萧长春带领广大群众生产自救，但当时的书记兼主任马之悦却放弃农业生产，利用国家贷款跑买卖，萧长春带领群众与他以及一帮坏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后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萧长春取代了马之悦，当了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
郭振清饰演的韩百仲是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对于马之悦等人赶着大车外出到处跑买卖的行为，他坚决反对，并与萧长春等人与之做了坚决的斗争。
张明子饰演的焦淑红是该片女一号，在那个男性几乎“独霸”银幕的时代，美丽的焦淑红让人眼前一亮。她犯愁斗争形势复杂，但也明白不能有畏难情绪，唯有迎难而上，才能取得胜利。
马精武饰演的马老四是一位憨厚、朴实的农业社饲养员，也是生产队长马连福的亲爹。
邵万林饰演的马连福是生产队长，他被马之悦煽动，在干部会上说“农业社搞糟了”， 此言一出，遭到广大群众一致谴责。好在他只是被坏人利用，后来改正了错误。
浦克饰演的马之悦表面上是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但其实他是个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不把精力放在生产自救上，而是到处煽风点火，大搞阴谋活动。
常文治饰演的富裕中农马同利被人称为“弯弯绕”，自私自利，思想落后，但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坏，只不过他是过于自私罢了。
顾谦饰演的马小辫是一个想变天、想复辟的地主分子，他经常干一些坏事，不光移动合作社分渠的标记，而且还动刀子杀害萧长春的儿子，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反动地主。
其他演员，史可夫饰演王书记、严飞饰演萧老大、刘衍利饰演韩小乐、张云饰演李世丹、李希达饰演马立本等。
其实，最初确定的男、女一号萧长春饰演者是庞学勤、焦淑红饰演者是李瑛，但由于耽搁了七八年时间，再重新拍摄时，原来选定的演员都已年龄偏大，这才重新选择了张连文和张明子。
不过，《艳阳天》从上映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9年，许多重要演员都已去世，如张连文、郭振清、浦克、常文治、史可夫、李希达等，编剧浩然、导演林农、副导演孙羽、摄影王启民等也都离开了人间。
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农村题材的电影，《艳阳天》与《金光大道》齐名。而这两部作品的小说原创作者和电影编剧，则都是著名作家、编剧浩然（本名梁金广）。在当年，曾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虽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但这里的“一个作家”，就是指的曾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
现在的年轻人，提起电影《艳阳天》，恐怕都不知道了。但作为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老观众，你还记得《艳阳天》吗？
王霆均，王延盛，王春英，刘肜彦
此事件的记录者，是当时的编剧王霆钧，当事者王春英，知情者刘彤彦、王延盛，都是这个剧组的成员，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可信。但我个人感觉，此事未必是真的。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如果两人偷情属实，就不是导演林农能压得下去的事情。王春英主动引诱涉事不深的年轻人，带有欺诈性质，接受批判是最轻的，开除公职或判刑也是可能的。张明子如果确有此事，就属作风不好的女人。作为红色电影的主角，由作风不好的人来扮演，也是不能通过审核的。而且，说出事后，把张明子送回去，换了陈学洁，这也不符合事实。陈学洁在第二版《艳阳天》中，饰演的是一个无名的村民，只在大场景中留了几个影。从来没有听说焦淑红这一角，在一部电影中由张明子和陈学洁两人先后扮演同一角色。
张明子后来的生活，十分的坎坷。丈夫去逝后，她带着孩子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她遭遇了很多欺骗，工作和生活上也屡遭打击，事业和生活都很不顺利。慢慢地，《艳阳天》的光环退去了，已经没有人能认出憔悴的她，曾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了。
《艳阳天》成就了一批年轻演员，张连文从此如日中天，张明子也在一段日子里大红大紫，就连演配角和群众演员的刘衍利、汪宝生、迟志强，由此也拉开了成星的帷幕，并在八十年代成为知名的青年电影明星。
